特约撰稿杨玉龙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4月15日，苏丹武装部队与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及附近多个城镇爆发武装冲突，已造成数百人伤亡。目前，喀土穆主要城区的交火仍在继续，且冲突正在向北方州等其他区域蔓延，引发国际社会对苏丹局势的高度关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快速支援部队和苏丹武装部队领导人“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4月15日表示，中方高度关注苏局势发展，呼吁苏冲突双方尽快停火，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中方希望苏各方加强对话，共同推进政治过渡进程。

2022年12月以来，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卜杜勒·法塔赫·布尔汉，与苏丹主权委员会副主席、苏丹快速支援部队领导人穆罕默德·哈姆丹·达加洛的政治分歧与权力斗争逐渐公开化和激化。双方在军队改革问题上的分歧应是此次冲突爆发的主因。

2011年南苏丹独立后，苏丹失去近半石油资源。2017年末以来，苏丹经济危机越发严重，物价飞涨，通货膨胀。2018年12月，苏丹多个城市爆发游行示威活动，执政30年的总统奥马尔·巴希尔最终于2019年4月在一场军事政变中下台并被逮捕。此后苏丹军方主导的“过渡军事委员会”与民主派的民间政治联合体“自由与变革力量联盟”达成政治过渡协议和宪法宣言草案，双方同意在39个月的政治过渡阶段内形成宪政体制下的苏丹文官政治体制，军方将在过渡期结束后退出政坛，以实现苏丹政治从威权到民主的转型任务。然而，2019至2021年间，苏丹政治过渡并不顺利，多次发生军事未遂政变，经济社会发展停滞，民生问题久拖不决。2021年10月25日，苏丹军方逮捕了苏丹过渡政府总理阿卜杜拉·哈姆杜克等政府高官，解散了过渡主权委员会，改由布尔汉出任主权委员会主席，负责组建过渡政府和议会，主导苏丹政治过渡进程。

然而，苏丹军事体制特殊的权力结构使军方内部也难以保持政治一致。在奥马尔·巴希尔统治苏丹时期，为了抑制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非阿拉伯部族叛乱势力，曾组建了一支名为“快速支援部队”的准军事武装，其实质是一支由苏丹阿拉伯部落民兵武装起来的军事力量。快速支援部队直属于苏丹国家情报与安全局，完全独立于军方，由穆罕默德·哈姆丹·达加洛实际领导，由此在苏丹形成了官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的二元军事体系。在2019年推翻巴希尔政府和2021年解散哈姆杜克政府过程中，快速支援部队与苏丹军方密切合作，联手控制了苏丹政局主导权。然而，达加洛在苏丹政治过渡、军队改革、对外政策方面与布尔汉存在诸多分歧，这也成为今年以来苏丹政局再动荡的根源。

首先，苏丹军方与快速支援部队在关于军队改革方面存在严重分歧，这一改革涉及到两支武装部队融合、指挥统一等关键性变革，由此引发达加洛对丧失军权的担忧。布尔汗在军队改革方面主张快速支援部队整体融入军方主导的军事指挥和管理体系，实现苏丹军方对快速支援部队的融合工作；达加洛主张在军队融合改革之前，必须要对陆军最高指挥部进行重组，确保达加洛对于军队指挥权力不受影响。二者的根本分歧点在于未来快速支援部队的最高指挥权归谁。目前来看，这一议题已经使两大军方领导人的权力之争演变为直接军事冲突。

其次，达加洛对当前苏丹政治过渡进程强烈不满，公开质疑布尔汉领导的过渡进程将抛弃建立文官政府的承诺。达加洛多次公开指责布尔汉不会依据过渡协议移交权力给文官政府，这表明新的过渡协议框架是否会带领苏丹走出当前的政治僵局，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据《苏丹论坛报》等当地媒体报道，布尔汉与达加洛在对文官政府控制上也存在利益分歧，达加洛试图施加对文官政府公务员系统的影响力，引起了布尔汉强烈不满。

此外，苏丹政治过渡进程中的大国博弈因素不容忽视。在2021年西方终止对苏丹经济援助后，苏丹希望加强与俄罗斯等域外大国合作以纾解经济困难。2023年2月，苏丹军方与俄罗斯正式就租用红海苏丹港海军基地达成协议，该协议允许俄罗斯建立一个容纳300名俄罗斯军人的海军基地，允许俄海军保留4艘舰艇。然而，这一合作已引发西方国家、埃及等相关方的严重关切，埃及政府明确反对苏丹将其港口租用给外国军方。

自1956年独立以来，苏丹政局一直在军人政治、伊斯兰主义与民主化之间摇摆不定，政治动荡严重阻碍了这一脆弱国家的正常发展。作为全球最不发达国家之一，苏丹当前最为紧迫的事项是实现政治稳定，结束多年的政治动荡和内部冲突，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复苏，避免内战发生的潜在危险。就当前冲突形势来看，军方内部的权力争斗与利益冲突是主要动因，因而，停火和谈是实现苏丹政局稳定、避免滑向内战风险的唯一有效方式；而建立包容性政治框架，实现从政治过渡阶段到文官政府的稳定衔接与民主化转型，才是苏丹国家解决数十年来政治纷争、部族冲突与地方分离主义的根本路径。（作者简介：杨玉龙，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特约副研究员）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