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2年6月15日,顿巴斯地区,乌克兰军人用一门法国自行155毫米/52倍口径的凯撒炮向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前线的俄罗斯阵地开火。视觉中国 资料图
到今年2月24日,俄乌冲突就持续了整整一年了。目前为止,还未见战事终结的曙光显现。和平调解被认为是预防、管理和解决国际冲突最重要、最有效的工具之一。一般认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调解国际化冲突时更为有效。但俄罗斯与美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一现实,使得联合国难以对俄乌冲突进行实质性干预。尽管2022年7月在土耳其和联合国斡旋下,乌克兰在黑海的粮食出口得以重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了积极一步,联合国还试图利用这一积极动力获得进入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机会,但其调解始终无法触及政治解决俄乌冲突的核心问题。于是国际社会期待那些远离冲突、被视为不偏袒某一方的中立角色能够参与解决危机的调解工作。土耳其、以色列、梵蒂冈、沙特、阿联酋和中国等国都曾被视为俄乌冲突的潜在调解人。其他一些国家和区域性多边组织也曾表示愿意参与调解工作或尝试提出政治解决的思路。但这些努力都没有取得明显进展,目前还看不到俄乌停火谈判的趋向。
实际上,在2014年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后,乌克兰、俄罗斯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组成的“三方联络小组”,以及俄乌法德组成的“诺曼底模式”都曾参与到乌克兰危机的调解中。但围绕俄罗斯在乌克兰冲突中的作用出现的争议,以及美国和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使得2022年之前乌克兰危机的调解与谈判陷入僵局,《明斯克协议》也未能得到严格遵守和执行。许多预先警告、可预测的结果及成功调解的机会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就已被忽视或压制。一系列相关的调解举措未能阻止冲突升级。
国际冲突中第三方调解的作用除了取决于调解人自身的资源、策略和影响力,也取决于争端方的特点和冲突的性质。现阶段的俄乌冲突似乎更符合现实派对于和平调解的看法,即调解只是谈判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它是讨价还价的过程,只有冲突具备了解决的条件它才能够发挥作用。
战场局势、双方认知及不利的调解时机
何种冲突更倾向于调解?这是很多国际冲突研究者最为热衷的议题之一。美国政治学家威廉·扎特曼(Willian Zartman)提出的“互相伤害的僵局”(Mutual Hurting Stalemate)理论认为,当冲突发展到一方无法打败对方却能阻止对方取胜时,双方将进入彼此消耗又无力扭转的困境。这恰好是冲突已经“成熟”到寻求调解的标志,因为双方承受不起继续对抗的代价,调解是此时唯一的止损办法。而在这个时机尚未到来之际,战斗是各方增加筹码或提升自己在未来谈判中地位的重要手段。
换句话说,只要双方都认为他们可以在战场上取得成果,那么第三方调解就不可能奏效;只有当俄罗斯、乌克兰或双方都准备妥协时,才可能进行有意义的和平调解与谈判。
首先,俄乌谈判的进程高度依赖于战场上的局势和更广泛的政治背景。由于战场局势的发展,2022年5月乌克兰和俄罗斯先后正式退出了停火谈判;9月,俄罗斯宣布进行部分动员,并决定升级对乌克兰的军事打击;10月中旬起,战线呈现胶着状态。随着冬季到来,俄罗斯加强了对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乌克兰的打击也越来越深入到俄罗斯本土。双方都坚持认为只有当对方同意自己的要求时,战斗才有可能结束,和平才会到来。这也是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激烈战斗持续的一个原因。
其次,对于双方来说,俄乌冲突俨然成为一场生存之战,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他们互不妥协的立场。乌克兰政府和民众已经表明他们准备为捍卫国家主权做出巨大牺牲。乌克兰国内公众舆论压倒性地反对与俄罗斯政府达成任何妥协,乌克兰政府也很难在基本问题上做出让步。2022年9月的民意调查显示,约70%的乌克兰人希望继续战斗直至胜利,超过90%的乌克兰人将胜利定义为夺回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所有领土。乌克兰民众抵抗俄罗斯军事行动的决心和毅力会影响到双方的计算,并指向一场漫长的冲突。与此同时,俄罗斯将这场冲突描述为“特别军事行动”,以保护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免受“纳粹式政权”的侵害。而且俄罗斯坚信西方的真正目标不是保护乌克兰,而是摧毁俄罗斯作为一个正常国家的地位。对于俄罗斯政府来说,赢得乌克兰冲突或被视为赢得冲突,已经成为其未来生存的关键。
最后,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认知中,他们似乎都认为自己能够在战场上取得显著成功,能够通过军事手段进一步改变目前的局势,因此妨碍了它们进行严肃谈判的意愿。乌克兰相信自己能够赢得战争,并且没有向俄罗斯做出让步的倾向;俄罗斯仍期待经过战场调整一段时间以后,它能够重获战场上的优势。总之,当双方都认为在战场上可以获得更多利益和地位,而且都不准备妥协的时候,第三方调解人呼吁进行的和平谈判很难产生实质性结果。与其他战争一样,冲突的延长、双方的损失以及交战方要求的固化都会使领导人更难做出让步。
西方立场为政治解决设置更多障碍
虽然西方国家在解决俄乌冲突的问题上并非铁板一块,相关争论仍在继续,但目前对于许多西方国家而言,寻求政治解决方案并非他们的优先选项。西方国家内部仍有很多声音认为,在乌克兰取得未来可能的谈判优势地位之前,他们应该推迟谈判,直到俄罗斯被削弱或最好被打败。换言之,西方国家和乌克兰认为对他们来说,现在并非停火谈判的有利时机。因此为乌克兰提供一定的军事支持就是必要的。西方国家不仅强烈表达了反对俄罗斯行动的政治立场,而且已经越过了许多自设的红线,向乌克兰提供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巨额安全援助。
首先,北约、欧盟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乌克兰提供了大规模武器支持,发出了公开和可信的支持信号,从而增强了乌克兰的决心及对自身能力的乐观估计。在乌克兰,人们现在越来越相信可以通过军事手段击退敌人。但延长战争的成本不仅可能将乌克兰的经济推向崩溃,而且乌克兰能否将俄罗斯驱离它所取得的领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其次,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制裁,西方的立场加剧了俄罗斯的敌对情绪和行动,从而使得外交尝试更难获得成功。在俄罗斯领导人看来,乌克兰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行为体或对手,而是美国和西方的傀儡。俄罗斯坚持认为,西方敌对政策试图压制俄罗斯在欧洲的影响力并使其屈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俄罗斯认为西方国家决心通过持续的武器支持来维持双方的敌对状态,那么俄罗斯拒绝参与谈判的动机可能更为强烈。即使未来西方国家呼吁恢复俄乌谈判,但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未能好转的背景下,俄罗斯政府对西方国家可能做出的承诺不会抱有太多的信心。
最后,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很可能导致俄乌冲突长期化、扩大化,且不断破坏通过外交和对话解决冲突的努力。西方不断向乌克兰运送重型武器,使俄乌局势呈现出不会很快降级的前景,从而进一步降低了调解和谈判的可能性。而随着时间推移,旷日持久的冲突将变得更加复杂,难以解决。同时,更为严峻的可能前景在于,俄乌冲突将增加全球冲突的风险。俄乌冲突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代理人战争,但是已具有代理人战争的一些特征。特别是西方的军事援助使得俄乌冲突逐渐演化为西方和俄罗斯之间更大的对抗。战争越是久拖不决,西方国家被卷入战争的风险就越大。相关各方的军事误判或意外事件都可能使俄乌冲突带来更严重的全球冲突风险。
通常来说,由于交战方都专注于各自狭隘的政治利益,因此如果没有第三方,严肃的和平进程很难进行。目前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外交活动仍在继续。未来该地区和平进程的开启,以及涉及停火条件、重建资金、领土安排及冲突后治理等具体问题的解决,仍然离不开第三方的调解和支持。俄乌冲突再次提醒我们,国际社会过去解决冲突的实践大多集中在预防和解决国家内部的冲突,对于国家间冲突(特别是涉及大国的冲突)仍然缺乏成熟有效的冲突管理和解决机制。随着国家间政治摩擦和冲突变得更加频繁,国际社会的和平调解工作亟需通过对话与合作建立更加丰富有效的多边机制来预防和解决冲突,找到更好支持国家间建立和平的方法。
(富育红,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副教授)
“西索观欧亚”是教育部、上海市和上海外国语大学(SISU,即“西索”)共建,并由上海外国语大学负责运营的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俄罗斯-欧亚研究团队的集体专栏,坚持以多语种为前提、多学科交叉融合为方法,提供有关俄罗斯、东欧和中亚的可信可靠的在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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