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小小的我》,在影院听到观众发出的两种声音。
一是左边的一位姐姐,从易烊千玺饰演的刘春和跟妈妈吵架那场戏就开始抽泣,一直到影片结束都没刹住车。
二是当刘春和几次表现出情欲反应,尤其是直白说出自己有生理需求,前后座的笑声里,也夹杂着轻微的反感。
回来上网一看,果然有人发帖说片中的“生理梗”令自己不适,甚至还指出物化女性的嫌疑。
不由得让人感慨,残疾人坦白谈性这件事,还是让许多人本能地无法接受。
而且别忘了,这些观众一些是易烊千玺的粉丝,一些是抱着关怀残疾人处境的预期去看这个电影的,已经是相对有包容度的。
这样尚且有人感到不适,更别提整个社会群体了。
其实咱们都不用装外宾,别说残疾人了,这儿的身心健全的青少年,能在主流渠道、在台面上谈论性吗?
不但不能,反而被一种强烈的集体羞耻感支配,避讳谈起,谨慎涉及,刚露个话头就会被掐断不让往下说。
学校性教育缺失,需要从别的渠道补习,许多严肃文学最初是因为有性爱描写在校园传播。
老歌必须修掉词里的性暗示,主播穿得严实也被说眼神擦边,影视剧经常以学龄儿童的标准来审核。
发达国家的青春电影,专门有一类性喜剧,年轻男女日常讨论性爱性伴侣话题,为破处和追求性体验而使尽解数,父母师长也给予理解和帮助。
而咱们的青春片,即使有劈腿开房堕胎等情节,对具体的性永远有种遮掩,穷尽各种视听语言的暗示,两代人更不可能就此进行交流。
不是有个段子,说已婚女孩被亲戚催生,直接反问:我不会啊,你们教教我怎么生?保证他们全部闭嘴。
80年代港星能在电视上公开谈论自己的性观念,而如今的内娱明星个个冰清玉洁,明明是生理成熟的成年人,言谈中却剔除了一切下半身联想,以无欲型态示人。
尤其流量明星和他们的偶像角色,本质上成为一种人形的商品,供受众观赏、憧憬和消费,而不是被当成一个真人来对待。
这种悬浮的纯爱人设越盛行,缺乏分辨能力的受众就会对现实产生越多不满。
比如这年头,男性更多地被莫名其妙安上猥琐男、下头男凝之类的指控。
指控者也很理直气壮,说你怎么能在公众场合对陌生女性投去(哪怕是疑似)打量的目光呢?
你看爱豆们那么帅气可口,人家眼神都是纯净的,像下凡的天使不含任何性的意味。
而你相貌平平甚至油腻丑陋,眼神竟然比他们还放肆,不自量力的癞蛤蟆,不讨伐你讨伐谁?
健全人的性心理都要被压抑和无视,那么《小小的我》里这个话说不利索、五官歪斜、手指蜷曲、走路踉跄的残疾人,竟然毫不避讳地对一个年轻女生说自己有性反应,冒犯性更是强得多了。
我们得庆幸是易烊千玺来演的他,换个人气和颜值不如他的演员,这段情节遭到的非议会更多。
其实电影如果只是要卖惨博同情,赚观众的眼泪,绝对没必要拍这些。
就让刘春和停留在“我要做普通人的事”这条主线,颤颤巍巍做得艰难,终于又做出一些成绩,激励情绪感染亲人朋友,拍到这个地步就够了,一样能让人哭湿纸巾。
但只是这样,并不够把他塑造完整,还是容易停留在一种俯视怜悯的猎奇姿态。
尤其是我们已经近距离看过刘春和近乎自毁的状态,不会把他当成“只会吃喝拉撒的傻子”,因此难免觉得已经足够了解他了,完全能共情残疾人了。
却不知道有一条线还没跨过去,这条界限非常隐秘,不跨过去,你会以为不存在。
就像刘春和应聘咖啡厅,走几步,老板说“可以了”,但他知道绝不能就这么停下来,一定要走满几个来回,还要努力报出一串菜名。
同样的,电影要体现他的尊严,一定要直面他的情欲,不止一场戏,不能含糊带过,非得浓墨重彩。
要有肌肤相亲的动作,有台词直抒的欲望,有现实和幻想的交叠,也有从梦境引发的尴尬,哪怕这会给一些人带去不适。
看到刘春和的生存和困境,能让我们从理性上认知他的喜怒哀乐。
但只有跨过那条线,我们才能从感性上认同,他是与你我别无二致的“普通人”。
希望更多国产电影,跨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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