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2月的纽约，寒风穿过哈德逊河畔的石板街。那一天，美国物理学会年会的会场被人群挤得水泄不通。人们攀上窗台、挤在门口。可奇怪的是，讲台上的报告人声低微，台下却鸦雀无声，因为下一场是杨振宁等人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报告。这是1957年初宇称不守恒被证明之后物理学界热闹场面的缩影。
这一年的冬天，喧嚣从普林斯顿传到斯德哥尔摩。当 35 岁的杨振宁接过诺贝尔奖牌时，这份荣耀将科学界的热情推向了顶峰，奥本海默盛赞这一发现 “为困在黑屋子里的高能物理学家找到了出口”。 但对杨振宁来说，真正的考验从此刻才开始。科学界向来有 “诺奖之后创造力衰减” 的说法，然而，对他而言，这种担忧似乎从未成立。
1957年，杨振宁接受诺贝尔奖
对称性：从破坏到新秩序
宇称不守恒是杨振宁研究生涯中的核心成果，它深植于他一生所构建的对称性体系之中——那既是物理的语言，也是一种哲学的信念。杨振宁对于“对称”的兴趣，早在少年时期便已萌发。父亲杨武之是群论专家，这让他能从群论的对称中体会到数学的优雅结构；在西南联大，他又受到吴大猷先生的指导，逐渐意识到，对称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等价，也应该自然界的核心法则之一。1948年，杨振宁通过一篇对称性文章获得博士学位。到1950年，他已经成为这一领域的佼佼者。
这份积累在 1956 年迎来了石破天惊的突破。“宇称” 本是描述粒子在空间上的对称的物理图景。而杨振宁与李政道却从 θ-τ 之谜 的迷雾中，叩问出 “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可能不守恒” 的大胆猜想。当吴健雄的实验验证这一结论后，对泡利、费米这样的理论巨匠而言，这几乎撼动了物理学的信条，
但杨振宁并未止步于这场 “破坏”。1957年初，他与李政道等人接连发表关于电荷共轭（C）与宇称（P）各自不守恒的论文，为后来CP不守恒的发现埋下伏笔。物理学界曾经寄希望于CP守恒来对冲宇称带来的不守恒问题，让整个物理学重归“和谐”。1964年，当CP不守恒被证实时，物理学界又一度陷入混乱。
杨振宁在普林斯顿，宇称不守恒与杨-米尔斯场都在普林斯顿工作期间被发现
然而杨振宁真正的志趣，不在揭示秩序的崩塌，而在重建秩序的美，这便是大名鼎鼎的杨-米尔斯场理论。1954年，鉴于当时新发现的粒子太多，杨振宁试图以规范对称的原则统一各种基本相互作用。彼时人们尚不理解这一理论的深意，只觉得那是一幅精致而冷峻的数学模型。直到 60 至 70 年代，格拉肖、温伯格等学者引入新概念，才借其实现弱力与电磁力的统一，强力描述亦循此路径展开，由此诞生的 “标准模型”，能够描述除引力外所有已知的基本相互作用。其核心思想 “对称决定相互作用” 更显神奇：指定对称性便能预言粒子种类，后来的对撞机实验果然验证了这一预言。从 1954 年的那篇薄薄论文起，杨振宁种下了一棵 “规范理论之树”，此后半个世纪中，它枝叶繁茂，孕育出现代物理学最壮丽的 “诺奖森林”。
杨 - 米尔斯场论更在数学与物理间架起了宏伟的桥梁。1975年，杨振宁在一篇论文中给出了物理学中的场论与数学中纤维丛理论概念对照的“字典”。数学和物理的关系由此大大加深。1982 至 1998 年间，多项菲尔兹奖成果都与他的工作相关，这其中一部分属于杨-米尔斯场，另外一部分来自统计力学领域的杨—巴克斯特方程。
杨振宁与数学家陈省身关系也极好，曾赋诗：千古存心事，欧高黎嘉陈。
这另一项里程碑式的贡献，始于西南联大时期王竹溪先生的启蒙。1952 年，他在统计力学领域的工作便引起爱因斯坦的关注；进入 1960 年代后期，在研究一维多体散射问题时，杨振宁提出了刻画粒子交换相位关系的关键方程，后来与Baxter的工作共同形成了著名的杨–巴克斯特方程。这一描述粒子相互作用交换关系的方程，不仅在量子信息与凝聚态等领域广泛应用，其结构还与数学中的“辫群”紧密相连。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文小刚甚至发现，满足该方程的 “弦网液体” 能演生出杨–米尔斯理论描述的波动，印证了 “美成真” 的物理哲思。
杨—巴克斯特方程图示与辫群
杨振宁的科学版图远不止于此。他一生发表约 300 篇论文，1958 年前的成果仅占 20%，足见其创造力的持久。2012 年，90 岁的他收到一尊黑色大理石立方体，四面镌刻着他在统计力学、凝聚态物理等四大领域的 13 项重要贡献。在一些学者眼中，每一项都够得上诺奖级别。
上印有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
除了物理学之外，杨振宁还特别喜欢科学史的工作，特别对熟悉物理学家的回忆、对物理学发展史的回顾以及将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科学传统做比较等方面。他认为这能有助于研究成果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公正评价，特别是对于中国科学家做的工作。而这种想法，则与他学术之外的许多工作有关。
从石溪到清华
1966年，是杨振宁人生的分水岭。那一年，他离开了宁静而著名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前往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去建设一所全新的理论物理研究所。对外界而言，这是难以理解的选择：在物理学的殿堂中，他已拥有声望与地位，为何要冒险去另外一所学校？对杨振宁来说，此时的他需要的是一个可以重新生长的地方。
离开的决定并不容易。早年，他和妻子杜致礼因为生活安定而选择留在普林斯顿。1964年，两人正式加入美国国籍，这让他在身份与情感上陷入深刻的挣扎。更令他犹豫的是，1965年，奥本海默曾暗示希望他出任高等研究院的下一任院长，杨振宁感到了明显的犹豫和抗拒。就在此时，石溪诚邀他筹建理论物理研究所。这个提议像一次召唤，也像一次解脱。他与妻子驾车前往石溪，在那里的海边看见了金色的落日，这击中了杨振宁的浪漫情怀，也暂时抚平了当时挣扎的心。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从普林斯顿到石溪，杨振宁可以带一些研究生。但是杨振宁像他的偶像狄拉克一样，不是擅长可能也不是很乐于带学生。在石溪的33年中，他仅培养了十余名研究生，并非不愿倾囊相授，而是不愿用平庸的热门课题耽误后辈的前程。对每个学生，他都给予耐心与尊重，他能清楚地记得他们的兴趣与气质，知道谁适合理论，谁更擅实验。赵午原本钻研高能物理，杨振宁却劝他转入一个僧少粥多的冷门方向；后来，赵午果然在该领域卓有成就。2018年，爱徒张首晟不幸离世，杨振宁写下悼词：“张首晟是第一流的物理学家。”寥寥数语，却是他最深的悲痛。
石溪以杨振宁命名的宿舍楼
杨振宁带给石溪的第一个“礼物”，是1967年的杨–巴克斯特方程。这一发现让石溪研究所一举登上国际物理学的舞台。因为他的影响力，狄拉克、费曼、施温格等物理巨匠都曾先后来访，成为石溪的一大盛事。对于理论物理研究所的成立，杨振宁采取了非常严格的标准，使得研究所有非常浓郁的气氛。但是杨振宁又不想让研究所成为自己的独立王国，因此他让研究所尽量成为物理系的一部分，与其他教师们一起承担教学工作。这些工作都让石溪物理研究所与其他研究单位的风格截然不同，颇为活跃又鲜有近亲繁殖。1999年，在杨振宁的退休晚宴上，石溪的理论物理研究所改名为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
1999年杨振宁的退休仪式
早在1997年，杨振宁就受聘成为清华大学名誉教授，2003年，杨振宁正式回到清华大学任全职教授。小时候，他曾跟随父亲杨武之在清华园度过八年，那是他最早接触学术与秩序之美的地方。半个多世纪后再度归来，清华园荷塘依旧，他形容自己的人生是画了一个圆。
回到清华后，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新的使命：帮助清华建设一流的理科体系。这一使命的载体便是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后改为“高等研究院”），在杨振宁看来，这将成为自己人生中特有意义的一幕。杨振宁对高等研究院最核心的要求是确保学术质量，而这需要吸引顶尖人才。可资金短缺的现实像块巨石，为了吸引顶尖人才，他毫不犹豫地动用个人积蓄与房产，用以资助研究院的发展与人才引进。王小云、姚期智等一批杰出科学家因此得以加盟。多年间，他为清华高研院筹措资金累计超过一亿元人民币。
杨振宁与多位科学家共谋高等研究中心建设
他对清华物理的改造，始于一场 "刮骨疗毒"。2002年，杨振宁与沈元壤、沈志勋、沈平组成评估委员会，撰写了一份极为尖锐的报告，并给出了纲领性的意见，包括实验科研亟待加强；同意凝聚态为优势学科以及创造以教学为荣的环境。作为示范，2004年，杨振宁受邀为大一本科生讲授《普通物理》，以当时扭转知名教授不教书的风气，那堂课后来被录制在网络上流传。他也并未因年事渐高而远离科研，仅在2008-2010年间，杨振宁就在期刊上发表了十余篇文章，推动清华冷原子研究的发展。
杨振宁为清华本科生上课，至今仍可在网上找到视频
岁月终见回甘。2010年，清华物理系再次接受评估，情况与8年前大有不同，清华物理的科研实力已经进入国际水准。如今，在一些排行榜上已经居国际前列，前校长王大中的评价最为直接：“清华物理系有今天的成就，杨教授功不可没。”
千里共同途
1971年，杨振宁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美国解除对中国的旅行禁令。那一刻，他没有犹豫，最终辗转四天从巴黎飞回中国，成为解禁后归国华裔科学家第一人。这份急切里，藏着多年未归的牵挂，更有一份亟待求证的心事。
他最想见的人，是阔别多年的老同学邓稼先。彼时海外盛传 “中国原子弹有外国人参与” 的谣言，杨振宁太想从老友口中得到一个确切答案。多年后重逢，邓稼先告诉他：中国原子弹完全由自己研制完成，没有外国人参与。听到这句话，杨振宁热泪盈眶，不得不走进洗手间平复情绪。多年后，他回忆起那一刻：“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是为了民族而自豪？还是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
杨振宁在法国拿到的签证
回到美国后，杨振宁在各地做了多场关于中国的报告，试图让外界看到一个真实而复杂的中国，他告诉听众——那片土地“最简单，又最复杂；最年轻，又最古老”。这些报告极大改观了美国人特别是科学家对中国的印象。同时，他也投身于华人社会的公共事务，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公开发声。这份立场让他遭遇人身攻击与恐吓，那段时间，他反复叮嘱家人警惕不明邮件。
1972年，杨振宁第二次回到中国，心意已然坚定。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帮助中美之间建立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也帮助中国在科技方面的发展，桥梁首先从自己所在的石溪建立起。1971 年，学生赵午刚到石溪，就听取了杨振宁关于新中国的全校报告。1974年，他邀请石溪校长托尔率领美国物理学家访问中国，成为中美科学交流的早期象征。1978年，托尔出任马里兰大学校长，在杨振宁的推动下，马里兰州与安徽省签署了美国第一个州级对华合作协议。1980年，杨振宁更在石溪成立“中国教育交流委员会”，帮助更多中国学生和学者来到美国访问交流。
1977 年，杨振宁受邀担任全美华人协会会长。他本不擅行政事务，更不懂协会内部复杂的派系纷争，但杨振宁依旧组织和规划了许多活动，他清楚这个组织能为中美建交助力。1979 年，邓小平访美，在华盛顿的欢迎宴上，杨振宁代表全美华人致欢迎词，言辞恳切，那一刻，他搭建的桥梁迎来了重要的里程碑。
1979年1月30日，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出席由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全美华人和旅美华侨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联合举行的招待会，旁边即为杨振宁
8、90年代，香港许多人对于香港的未来表示担忧。1986年，为了加强香港与大陆的联系，杨振宁接收香港中文大学的聘请成为“博文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多次欲授予他名誉博士，但他始终婉拒，直到1997年回归后他才欣然接受，因为此时他终于能在中国人面前鞠躬。如他在诺奖致辞上所言：我为自己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感到骄傲。
在中国科技发展的关键节点，杨振宁的建议始终务实而精准。改革开放初期，他建议国家应优先将科技经费用于应用与转化阶段；而当经济好转后，他又积极推动国家建设大型基础科学装置——包括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器、散裂中子源等项目。此外，他还推动设立邵逸夫奖、何梁何利奖、求是奖等科学基金，让更多中国科学家得到应有的肯定。1996年，求是基金会为屠呦呦等人颁出“集体成就奖”，邵逸夫奖如今也成为一项声誉卓著的大奖。
2014年，第11届邵逸夫奖颁奖典礼
2003 年，81 岁的杨振宁全职回到清华园，把余生精力倾注于祖国科技振兴。他将清华住所命名为 “归根居”，字里行间是 “落叶归根” 的笃定，以此表达他对中华文化的深厚情感和归属感。如他所言“我知道我没有变”。
1971年第一次回国时，邓稼先在给杨振宁的信中描述了自己的期望：“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彼时杨振宁尚未完全明白其意。50年后，在他百岁华诞庆典上，他缓缓地说：
“稼先，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
我可以很自信地跟你说，
我这以后五十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瞩望，
我相信你也会满意的。再见！”
灯光打在他银白的头发上，也照亮了一个世纪科学家的灵魂。他后半生，证明了科学与祖国，可以走在同一条共同的路上。
2021年杨振宁在百岁华诞庆贺会上
网友看法
1、网友海水信仰：杨振宁先生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为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他与米尔斯提出的“杨-米尔斯规范场论”奠定了后来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基础。 杨振宁先生用一生圆满了一个“归根”的圆。从清华园出发，走向世界巅峰，最终又回归清华园。他晚年选择叶落归根，恢复中国国籍，正如他诗中所言“耄耋新事业，东篱归根翁”。这份对故土的眷恋，这份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让我们看到一位伟大科学家最纯粹的民族魂。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杨振宁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宇称不守恒、更有一份深厚的家国情怀与精神力量。作为中国人，我们应当铭记先生的教诲，传承他的精神，在各自岗位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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