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新加坡新任总理黄循财正式宣誓就职，结束了长达两年的“接班人”时期，成为该国独立以来的第四位总理。相比于因健康和年龄原因突然放弃接班的王瑞杰，黄循财获得接班地位，既有特殊时机和运气的加成，也是情理之中。过去两年，他带领第四代（4G）领导团队平稳过渡。而最终进入总理府，则是新加坡现行政治运行机制与环境下水到渠成的结果。
当地时间2024年5月13日，新加坡，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右)与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在新加坡总统府散步。视觉中国 图
抗疫得力，凸显领导能力
对于黄循财而言，新冠疫情既是他脱颖而出、接班李显龙的直接原因，也在随后推动他走向台前、展现领导特质、巩固接班地位。2020年1月22日，新加坡政府在出现新冠疫情的前一天成立了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由时任国家发展部长的黄循财与时任卫生部长颜金勇共同领导。彼时黄循财步入政坛还不到十年，而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把此前晋升顺畅、保持低调的他推到了公众关注的焦点之下。
疫情暴发之初，黄循财及整个工作小组处于“在雾里作战”的状态，既不了解病毒本身的传播特点，也没有已经研发可用的有效疫苗。然而从率先使用电子技术进行“接触者追踪”、推行“合力追踪”（TraceTogether）计划，到实施“断路器”的疫情阻断措施，再到推广全民疫苗接种、提升医疗系统应对能力，并随时根据疫情发展调整管制强度，黄循财领导的抗疫工作小组“摸着石头过河”，全力探索出组织良好、效果显著的抗疫模式，得到国际社会的赞赏。
如此一来，黄循财本人也赢得了政府抗疫工作团队和民间的普遍认可，更帮助他在特殊时机来临时，登上政治生涯的新台阶。2022年4月，在王瑞杰辞去4G团队领导人、放弃接班一年后，黄循财凭借其此前两年领导抗疫工作的表现，最终被李显龙选中，在执政党人民行动党19名高层投票中获得15票支持，成为新加坡总理接班人。
尽管同一时期新冠毒株奥密克戎肆虐全球，但凭借前期打下的防疫基础和强化的医院收治能力，新加坡的住院率和重症监护室并未饱和。黄循财及抗疫工作小组则顶着艰巨挑战，在适度管制和谨慎松绑之间谨慎选择，动态调整经济发展、民众正常生活和疫情防控之间的平衡。从结果来看，截至新加坡停止新冠感染病例记录之时（2023年6月），该国的疫情致死率处于全球最低水准之列（0.08%），疫苗完全接种率（92%）位于全球领先水平。
相比于宏观统计数字的“华丽”，黄循财在过去几年应对疫情工作中体现出来的工作能力和个人特质，是他赢得执政党高层与民众信任的关键。经济学家出身的黄循财尊重科学，态度严谨。疫情初期，抗疫工作小组根据2003年“非典”疫情经验、评估暂不需要戴口罩，世界卫生组织也尚未给出戴口罩建议。但他根据最新研究成果（尤其是无症状感染者的传染可能性），坚持要实施新的口罩政策，并得以推行。
在当时共同领导抗疫工作小组的颜金勇看来，黄循财的决策思路，以及他参与内部辩论、并与民众沟通口罩新政的做法，体现了一个领导人所需要的重要特质，即善于从不同渠道广泛征求意见，权衡政策考量因素。除了理性务实的精神，黄循财能够成功推行防疫政策，证明他具有足够的跨部门统筹、协调与决断能力，以及直面民间不同情绪反应、对公众坦诚沟通、建立政府政策公信力的能力。不同于过去作为财经专家和单一部门负责人，这些才是领导政府全面工作的总理一职更为需要的特质。
与此同时，以数据和事实为导向，以客观、理性、逻辑清晰的态度对抗民粹主义大行其道的外部世界，并不代表黄循财无视民众的情绪和感受。现任卫生部长王乙康便认为黄循财在疫情期间与政府各部门同事密切合作，凸显了他对新加坡人民安危的关怀。早在2020年3月，黄循财在国会讲话时罕见地激动落泪、感谢全体新加坡人为抗疫所作出的牺牲与贡献，已经提前预示了他作为未来人民行动党领导人的全新形象——有同理心、热爱国家、情感真挚细腻、接地气、有温情。
“携手前进”，提前准备功课
如果说抗疫工作初步检验、印证了黄循财领导整个政府（而非专业部门）、统筹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那么“新加坡携手前进”运动则是他为未来领导整个国家而提前准备的功课，表明他已经有了自己担任总理、施政治国的蓝图和努力方向。
不可否认的是，虽然自从政以来一路顺风顺水，甚至因为计划外的机会成为新加坡新任总理，但“进步太快”也意味着黄循财面临着前任不曾遭遇的难题和挑战：在正式出任总理之前，他作为接班人的培养、准备时间只有两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显龙在出任总理前给吴作栋当了14年副手，而后者在接棒李光耀之前做了五年副总理。
在向来注重领导团队平稳更替的人民行动党，李显龙留给黄循财的准备时间显得太短，更不用说后者还要用相当的时间应对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正是由于时间紧迫、任务艰巨，黄循财只能迅速地为正式执政做准备。因此在被任命为副总理后三周，他便正式发起了一场规模颇大的“新加坡携手前进”运动。
这场运动的首要意义，用李显龙的话说便是“更新了社会契约”——在新加坡官方定义下，“社会契约”这一术语指的是政府与人民就各自作用和责任所达成的隐性协议，实质探讨的是新政府合法性与该国民众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在李光耀时代的影响下，新加坡的社会契约更多强调“优绩主义”逻辑下的国家经济发展与个人努力奋斗，但随着该国逐渐步入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社会对社会契约的观念也有了新的理解。
因此黄循财及4G团队需要与社会各界民众进行对话交流，探讨新时期社会契约的应有之义。自2022年6月28日启动“新加坡携手前进”运动以来，黄循财团队举行了275场对话活动，邀请了20余万新加坡民众参与献言建策。经过16个月与社会对话，政府于去年10月27日正式发布同名报告，以“共创共同未来”为主题，内容包括教育、工作、家庭、年长者、弱势群体、长期规划、团结国人七大转变。
新加坡媒体和分析人士发现，这份报告明显体现了黄循财团队与过往不同的执政思路，从而应对当前该国对“社会契约”的诉求变化。面对国内社会经济领域的两极分化、弱势群体保障、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以及国际社会的地缘政治挑战、气候变化和供应链重组等问题，黄循财团队将比前任更注重人文关怀，关注年轻一代、弱势群体的诉求，注重国家的持续性发展，保证全民共享发展的红利。
在重塑政府和人民行动党执政合法性的同时，黄循财通过“新加坡携手前进运动”，向国内外社会清晰地展示了“4G时代”政府的施政路线。而在该国公众眼中，黄循财深入社会各领域交流思路、听取意见的做法，进一步塑造了他温情、接地气、开放包容、乐于倾听基层民众意见的形象，一改民众对人民行动党长期以来精英、严肃、与民间保持距离的传统印象。加强“群众基础”，无疑是黄循财这两年抓紧有限时间、提前准备功课最重要的效果。
稳步过渡，应对时代变局
黄循财不仅是新加坡储备接班时间最短的领导人，还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在该国独立建国（1965年）之后出生的领导人。如果说吴作栋和李显龙执政时期，由于李光耀的深度参与和指导，新加坡仍处于广义的“李光耀时代”，那么随着李显龙逐渐淡出、李光耀烙印逐渐淡化，黄循财领导下的国家将不可避免地步入“后李光耀时代”。
准备时间最短却要面对一个和过去大不相同的新加坡，年轻的黄循财不仅肩负着执政党高层与同僚的期待，更承担了来自整个国家的不小压力。妥善把握变与不变的度，最终做到“以不变应万变”，是人民行动党长期以来的应对之道。每当领导人更替、新领导人执政初期，平稳过渡、“扶上马送一程”更是常态。在这个意义上，人事安排对于新领导人巩固执政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5月13日，黄循财公布的新内阁名单便可见一斑。与他在疫情期间并肩作战、共同领导工作小组的颜金勇接替自己的副总理职位并兼任贸工部长，“前接班人”、另一位副总理王瑞杰同样获得留任。作为黄循财选中的两位副手，前者从政20余年、担任过三个政府部门一把手，更在抗疫工作中与黄循财建立了强大的默契；后者则有着丰富的财经工作经验，将继续兼任经济委员会主席，协助管理新加坡生存发展最关键的经济事务。
此外，除了李显龙在一个月前宣布卸任时便确认应邀留在内阁、担任国务资政，现任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同样留任。黄循财从政仅13年，资历和经验不算丰富，外交与国家安全事务更是其短板，因此李显龙在国际政治领域的丰富经验，以及“三朝元老”张志贤在国防与安全事务中的履历，都将有效地弥补黄循财团队的短板，应对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
更重要的是，作为上一个时代的主要领导人物，李显龙和张志贤的留任，完全符合人民行动党一以贯之的权力过渡逻辑，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黄循财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新加坡的立国精神、执政党的施政理念、“小国大外交”的国际战略。至于内阁其他成员，除了三名初级政务官（刘燕玲、陈国明、拉哈尤）获得晋升、两名国会后座议员（穆仁理、黄伟中）获任政务官，便再无变更。新加坡《联合早报》将黄循财内阁描述为“李显龙内阁的更新版”，而这一内阁名单的决定，本就是两位新老总理商议后的结果。
内阁名单的选择，还体现了黄循财一以贯之的务实、稳健作风。一方面，下一次大选尚未到来（最迟于明年11月举行），政府各部门首长的任期还没结束，各自制定的工作计划与任务仍有待完成，与其为了突出“新政府、新气象”而大规模换人，还不如保证所有部长专注做好实际工作。
另一方面，黄循财已经在记者会上承诺要保证新加坡人继续共享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保留已经经受检验的成熟内阁团队，并在大局保持稳定的基础上检验、挑选新人，便是服务国家持续发展、执政党“自我更新”两大目标的稳妥选择。
诚然，新加坡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化：以建国后出生群体为主的社会不再迷信“开拓的一代”艰苦创业的旧日故事，更不喜欢高高在上、以导师自居的精英政府；一个高度发达国家不可能延续经济起飞时代的发展速度，但又不可避免地遭遇两极分化、生活成本高企等普遍挑战；国际与区域热点冲突加剧，平衡外交越发困难，气候变化对于抗风险能力极低的小国冲击尤为显著……不过“实龄”和“政龄”都还年轻的黄循财首先要做的，仍是稳固自身，方可奠定他在“后李光耀时代”施展拳脚的基础。
（胡毓堃，国际政治专栏作家、中国翻译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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