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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经济学说到底是希望走出一条为日本经济“解困”的新路,但它最大的缺陷就在于没有准确诊断日本经济的病症根源所在,因此无法对症下药。从刺激流动性等皮毛入手,实践证明是难以持久的。那么,日本的病根到底在哪里呢?
第一,日本所处发展周期问题
日本的经济发展周期问题是综合性的。首先是长周期弱势。日本在自身经济发展长周期与整个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格局中,是处于“弱势”(或称弱轮)状态。因为日本经历了“起飞”、“高速成长”,已进入了“成熟”、“提高生活质量”的阶段,呈现出长周期意义上的“饱和”特征。
日本国内很难恢复过去那种高收益的经营状态,资金等自然外流,国内产业必然空洞化,海外投资收益又因运营模式及理念的陈旧,既不能直接缓解国内的就业等压力,也不能积极为刺激内需提供动力。因此使得日本长周期的“饱和”不得缓解,反而越发严重。
日本在周期发展上还存在政治经济不调甚至相克的矛盾。当时日本经济上并非没有机会,例如当时东京申办2020年奥运就是一个很好的“中长周期”增长点,对于日本有很积极的刺激意义。东京申奥成功,当时已经被列为安倍经济学的“第四支箭”,完全被解读为一个经济机遇。
但是,这个奥运周期包括今天日本打算拓展的日本各类相似的国际庆典等以及旅游观光事业,都必须在和平发展合作的氛围下才能顺畅推进,尤其是与周边各个相关大国如观光大国、参赛大国、广告大国、观众大国——中国、韩国等密切配合,才会如愿以偿。
可是日本政府当时包括今天正在构思自己的政治发展周期——松绑集体自卫权、修宪、走向政治军事大国等,这在今天的东亚与世界,不可能是“静悄悄的变革”,一定会与这种像观光及奥运周期等和平发展合作的氛围发生碰撞。中韩朝等国不可能一边与日本军队在战场上“夺岛厮杀”,一边与日本球队在赛场友好切磋。日本如果选择了观光、“申奥”等,就走上了这条绿色的和平发展合作之路,很难回头。
这也是中国当时支持日本申奥以及一直以来对中日观光交流的推动和支持的主要原因,实际上是对日本一种正面的周期性引领,利人利已利大家。但是从近年的发展来看,日本这类涉及观光及国际庆典等的周期性增长点,很容易会受到政治周期的一些干扰,这是战后日本社会一直面对的重要矛盾:即政治大国化意愿与经济一体化进程同在一个中长周期之中的相互矛盾,日本需要摆脱这个矛盾的束缚。
这样的长周期大格局问题,显然不是安倍经济学或“量宽”政策能够解决的。今天高市早苗对这样的难题也是不能回避的。
第二,日本经济的结构问题
日本经济的结构问题更是综合性的。日本一直是一个外向型经济发展国家,开始,它也是一种“两头在外”的模式,随着技术水平的快速发展,日本的“加工”日益提升“高附加价值”水平,并逐渐适时地将产业尤其是制造业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形成以研发、资本运作为中心的跨国分工新模式。
日在经济发展结构上的矛盾在于,虽然已经在经济与金融规律驱动下走入了开放的格局,但仍存在着本质上的缺陷:主要是日本的岛国特性,单一民族、均质性强但排外,发展空间小,内部梯次及纵深发展上缺少潜力与经验。民族性格的埋头肯干与保守内向,使得日本尤其不善与外界进行复杂博弈及高层次的融合,更没有积极与时俱进推动结构改革。这不仅表现在企业(尤其跨国公司)微观运营中的“排外”体制,而且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处处展现出不适合开放经济运营的弊端,更有甚者,在政治发展中还出现了倒行逆施的“闭关锁国”倾向,最近炒作“外国人威胁”的保守势力与高市早苗的上台相互呼应,就是明证。
在历史、领土等问题上制造事端,引发冲突,把本来最具合作互补魅力及整体发展活力的东亚,搞的麻烦不断,也使自己落入四面楚歌的窘境。高市上台,也是日本这种窘境的表现之一。
除了周期性、结构性的经济问题之外,日本社会长期积累的高龄化、少子化等“发达病”,以及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造成的刚性制约,都在呼唤日本大刀阔斧进行改革,走向与东亚融合的方向。
在今天欧美和中东乱局下,东亚正处于难得的和平发展良机,最近东亚系列峰会和APCE正要举办,这对日本,对东亚,对世界,都是极大的利益窗口。安倍经济学或高市早苗的“新经济政策”,如果不能从这样的高度审视日本经济,就不会找到真正的“灵丹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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